阿瑞基评传

2009注定又是一个多事之秋，无论对于学术还是政治而言。当我们被突如其来的新疆暴力事件所震惊，或者忙于为“国学大师”盖棺定论时，两位国际左翼知识分子的相继辞世似乎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6月12日 Peter Gowan因癌症去世，卫报发表讣告 盛赞他对国际政治的研究。6月18日，Giovanni  Arrighi也因肿瘤而辞世，Verso出版社评价其为“有关资本主义历史和未来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此前Verso还专门在马德里举行了题为“全球危机的动因，反系统运动和霸权新范式”的研讨会以纪念《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出版，然而Arrighi此时已缠绵病榻，无法出席了。这和国内学术界的漠然甚至无知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两位大师都是左翼学术的领军人物以及新左派评论的重要作者，但阿瑞基近年来把主要精力用于思考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因而对于他的忽略不可谓不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集体盲点。

一、从罗得西亚到宾汉姆顿

在所谓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中，阿瑞基的个人经历相当丰富，研究领域亦涉猎广泛。他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一个反法西斯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和外祖父都有自己的企业。战后由于父亲的意外死亡，年轻的阿瑞基决意学习经济，并接管了父亲的公司。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现实经济运行的巨大鸿沟很快使他失望不已。在毕业后前往英属罗得西亚（独立之前的津巴布韦）继续学术生涯的那一段日子里，阿瑞基决定性的转向了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也许是受到曾当过工人的父亲的影响，也许是受到提倡“扩展个案研究”（extended case method）的Jaap Van Velsen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感喟于罗得西亚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阿瑞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视野，并开始对劳工“无产阶级化”是否是资本主义发展必要条件问题的研究。虽然此后阿瑞基因对世界体系和霸权的研究而成名，劳工问题始终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一环。难怪有学者感叹非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不仅催生了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了沃勒斯坦等重要的左翼学者，此处也促进了阿瑞基的蜕变和重生。1966年阿瑞基因参与殖民地独立运动而被捕并被解送出境，很快又前往坦桑尼亚的首都Dar es Salaam，与众多旅居该地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思想上的交锋与共鸣，包括沃勒斯坦和索尔 （John Saul）。

1969年阿瑞基回到了意大利，在保守主义氛围浓厚的特伦托大学孤军奋战，此后又和Madera 和Passerini共同创建了葛兰西小组（Gruppo  Gramsci）。1973年，他又接受了Calabria行省的教职。对于当地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阿瑞基的早期理论，他提出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且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也有数种不同发展路径，甚至和中心国家相似。这正是对沃勒斯坦和布莱纳（Robert Brenner）理论的重要修正[1]。1978年阿瑞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帝国主义的几何学》（Geometry of Inperalism）得以出版，书中第一次全面讨论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及其相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论力量。“霸权”后来成为《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核心概念之一。

1979年，阿瑞基赴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成为了沃勒斯坦等创建的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彼时宾汉姆顿群贤毕至，是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坚强堡垒。阿瑞基亦是这个学术团体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他敏思好学又谦逊有加，在坚持世界体系的宏观视野和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同时又有自己对世界体系起源和流变的独到见解。其间阿瑞基和沃勒斯坦、阿明及弗兰克等多有合作，著述颇丰。宾汉姆顿对于阿瑞基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激荡和学术上的进益。他还遇到了日后的终身伴侣和学术伙伴Beverly Silver。后者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资本主义研究视野下的劳工问题，著有《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两人在1999年曾合作主编了《世界体系的混沌和治理》一书。

二、漫长的二十世纪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由Verso出版《漫长的二十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阿瑞基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也许十年磨一剑并不能恰切地概括这本巨著诞生的艰难和重大意义。阿瑞基自己曾坦言，他为这本书整整准备了二十五年！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漫长的二十世纪》可谓阿瑞基的集大成作。此后的《亚当斯密在北京》正是建立在此书对世界体系运动规律的判断之上，特别是对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