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g さんのプロフィール江离载菁フォトブログリストその他 ![]() | ヘルプ |
|
12月15日 无题今日读毛同学好意寄来的费老文集,有一段回顾费老当年和妻子前往瑶山作“特殊民族”研究。此后的惨剧,相信大家也是清楚的。可费老的叙述平淡,只是最后说,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做基础的。传说烧一窑瓷器,也得抛一个小孩在里面。我妻的死,在我私人的立场之外来看,并不能作为一件太悲惨的事。人孰无死,只怕死不以其时。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 于是愈发相信,胸襟先于学术。 12月13日 近日观影最近看B级片。9月由于Lachmann教授的大力推荐,特地去影院看了昆汀的inglorious bastard。 昆汀对于我的意义在于,他总是在 不停实验表现暴力的多种形式。Kill Bill中的血浆喷溅与刀光剑影是一种优美;inglorious bastard 则是全新的一种。故事是松散 的片段,无不始于貌似无关的人物,冗长的对话,无聊的情节,但突然,在观众昏昏欲睡之际,在最无心理预期的时刻,暴力以急速 的方式,毫无准备的爆发,机枪扫射,挣扎,死一屋子人。因为前面有足够的铺垫和等待,暴力本身又足够迅捷,带来的冲击便足够 强大。说昆汀是暴力美学没什么意思,要说他追求暴力美学的多样性和多重可能还有点意思。 后来又在韩国朋友的建议下看朴赞郁。 朴在《共同警备区》获得商业成功后,终于可以专心拍自己的复仇三部曲。其中崔岷植主演 的Old Boy自然是名气最大的了,惹得斯皮尔伯格也要跟风翻拍。我对禁室幽闭,近亲乱伦和校园流言不太感冒,因为这太过明显是 一个日本故事。其后的《亲切的金子》太过类型化,画面犹如油画般精美,但故事明显有造作的痕迹。倒是最初的《我要复仇》,着 力刻画社会底层,讲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的人如何将自己的愤怒转化为无法停息的暴力,卷入并残伤更多的人。女主角是一个无 政府主义者,属于一个“组织”,很有意思。画面简单平朴甚至有时粗砺,叙事冷峻克制。 朴之所以吸引我,是“复仇”这个母题本身。因此要把三部片子放在一起看。首先“复仇”基本不是一个现代事件。复仇这种个体直 接面对个体的行为,在现代国家崛起之后几乎绝迹。个体把复仇的权利全然交付给国家机器,因而个体性的复仇是没有合法性的。古 代世界的复仇总是和家族、荣誉联系在一起,因此是传奇性的;现代世界的复仇,却是非法的和偶在的。 然而朴赞郁要探讨得是复仇对于个体“自我”的深刻影响,这绝对是一个现代命题。昆汀不讨论这个问题,复仇对于他只是表现暴力 的多重形式之一。以牙还牙是想当然成立的铁律,稍有迟疑或仁念闪现必遭杀身之祸。而朴赞郁不同。朴的故事反反复复都在讲复仇 者如何被复仇这一事件本身毒害了自我,最终复仇者与作孽者一同走向了深渊。《我要复仇》里复仇的过程总是制造出新的业障与冤 孽,无方向无目的的蔓延,卷入并损害了更多的人;《老男孩》里复仇者一步步体验了被复仇者的经历与创痛,最后真相显露,复仇 者原来也是复仇的对象。吴大修与李右真的命运于是深刻缠绕在一起。而金子最终把头深深埋在雪白的蛋糕里,亦是体验到了自己由 复仇而获的罪。这颇有东方宗教业报的意涵,但到了最近的《Thirst》,朴已不再讲复仇,而是转而讨论人被欲望所苦带来的罪。这已经是一种基督教式的思考了,虽然朴给上帝判了死刑。 另外还看了台湾的新作《不能没有你》。文艺片最怕装腔作势端着架子,而戴立忍的作品绝对自然清新。影片基本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描绘底层简淡平凡的生活。与经济的窘迫和生活的百般重压下,人们还要寻找呼吸的空间,注入脉脉温情。把这样的故事讲的最好的,还有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以及几年前一部不甚有名的大陆电影《咱们俩》。另一个更吸引我的问题是,底层在国家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的无力和窘迫。一如片中的主角,谦逊,笨拙,缺乏计算性,每每极不自然的出现在各种官僚机构中,既不知道其运作的规则,又全然无法应对,只能不知所措惶惶不安。最终他只能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应对,以致对自身和女儿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11月25日 thirst-朴赞郁
我想,朴赞郁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上帝已死,人如何自我救赎? 故事里有两种人格,女主角是犬儒主义者,屈从自己的本能欲望;而男主角的精神与肉体间始终有一条细线,牵扯着他,使他不断陷入道德拷问。 当男主角杀死教父并吸食他的血液时,上帝已经死了。由是只剩下失控的欲望。 也许,只有私人性的道德拷问才是通向救赎的仅有道路了。
9月3日 阿瑞基评传(1)(初稿)阿瑞基评传 2009注定又是一个多事之秋,无论对于学术还是政治而言。当我们被突如其来的新疆暴力事件所震惊,或者忙于为“国学大师”盖棺定论时,两位国际左翼知识分子的相继辞世似乎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6月12日 Peter Gowan因癌症去世,卫报发表讣告 盛赞他对国际政治的研究。6月18日,Giovanni Arrighi也因肿瘤而辞世,Verso出版社评价其为“有关资本主义历史和未来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此前Verso还专门在马德里举行了题为“全球危机的动因,反系统运动和霸权新范式”的研讨会以纪念《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出版,然而Arrighi此时已缠绵病榻,无法出席了。这和国内学术界的漠然甚至无知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两位大师都是左翼学术的领军人物以及新左派评论的重要作者,但阿瑞基近年来把主要精力用于思考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因而对于他的忽略不可谓不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集体盲点。 一、从罗得西亚到宾汉姆顿 在所谓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中,阿瑞基的个人经历相当丰富,研究领域亦涉猎广泛。他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一个反法西斯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和外祖父都有自己的企业。战后由于父亲的意外死亡,年轻的阿瑞基决意学习经济,并接管了父亲的公司。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现实经济运行的巨大鸿沟很快使他失望不已。在毕业后前往英属罗得西亚(独立之前的津巴布韦)继续学术生涯的那一段日子里,阿瑞基决定性的转向了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也许是受到曾当过工人的父亲的影响,也许是受到提倡“扩展个案研究”(extended case method)的Jaap Van Velsen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感喟于罗得西亚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阿瑞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视野,并开始对劳工“无产阶级化”是否是资本主义发展必要条件问题的研究。虽然此后阿瑞基因对世界体系和霸权的研究而成名,劳工问题始终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一环。难怪有学者感叹非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不仅催生了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了沃勒斯坦等重要的左翼学者,此处也促进了阿瑞基的蜕变和重生。1966年阿瑞基因参与殖民地独立运动而被捕并被解送出境,很快又前往坦桑尼亚的首都Dar es Salaam,与众多旅居该地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思想上的交锋与共鸣,包括沃勒斯坦和索尔 (John Saul)。 1969年阿瑞基回到了意大利,在保守主义氛围浓厚的特伦托大学孤军奋战,此后又和Madera 和Passerini共同创建了葛兰西小组(Gruppo Gramsci)。1973年,他又接受了Calabria行省的教职。对于当地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阿瑞基的早期理论,他提出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且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也有数种不同发展路径,甚至和中心国家相似。这正是对沃勒斯坦和布莱纳(Robert Brenner)理论的重要修正[1]。1978年阿瑞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帝国主义的几何学》(Geometry of Inperalism)得以出版,书中第一次全面讨论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及其相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论力量。“霸权”后来成为《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核心概念之一。 1979年,阿瑞基赴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成为了沃勒斯坦等创建的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彼时宾汉姆顿群贤毕至,是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坚强堡垒。阿瑞基亦是这个学术团体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他敏思好学又谦逊有加,在坚持世界体系的宏观视野和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同时又有自己对世界体系起源和流变的独到见解。其间阿瑞基和沃勒斯坦、阿明及弗兰克等多有合作,著述颇丰。宾汉姆顿对于阿瑞基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激荡和学术上的进益。他还遇到了日后的终身伴侣和学术伙伴Beverly Silver。后者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资本主义研究视野下的劳工问题,著有《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两人在1999年曾合作主编了《世界体系的混沌和治理》一书。 二、漫长的二十世纪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由Verso出版《漫长的二十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阿瑞基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也许十年磨一剑并不能恰切地概括这本巨著诞生的艰难和重大意义。阿瑞基自己曾坦言,他为这本书整整准备了二十五年!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漫长的二十世纪》可谓阿瑞基的集大成作。此后的《亚当斯密在北京》正是建立在此书对世界体系运动规律的判断之上,特别是对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认识。 简单来说,阿瑞基要回答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资本积累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周期运动。马克思本人对资本积累的认识长于单个企业内部的运动规律,只是在资本论第三卷才涉及了系统范围的问题。他用一个平均利润率概念企图解释系统运动,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此外,他对金融部门的关注也流于浅表,只是认为金融分享了工业企业的剩余价值创造。阿瑞基的基本理论图景固然逃不开经典的M-C-M’ 模型,但他之所长恰在于开拓了这一模型的时空维度。阿瑞基于纷繁芜杂的史实背后发现,资本在世界经济系统内部的积累是一种周期性的钟摆运动,并且伴随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这种运动往往以金融资本的形态始,其间转换为产业资本,最后又以金融资本而终。与金融资本占优相连的往往是资本的相对集中、资本的流动性提升以及逐利理性的泛滥;而产业资本占优时,资本流动性降低,竞争加剧,技术理性盛行。与这种资本历史形态变化相联系的是资本在地理空间中的转移。
资本积累的周期运动(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的形成、巩固、解体和重组。阿瑞基认为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最早形成于十三四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此后经历数次解体和重组。世界体系往往诞生于系统混沌之中,彼时企业间竞争加剧,利润压低,国家间军事斗争频发,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系统整体失序。随后一定的民族国家完成适应系统需要的组织结构和政治模式调整,逐渐获得霸权。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系统重获秩序,社会矛盾缓和,企业间竞争趋缓。然而霸权不可避免将走向崩溃,系统也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每一次系统的重组都催生了更为强大的霸权,将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纳入系统,而系统持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其中,“霸权”是阿瑞基世界体系发展模型中的核心。正如前文所述,这是一个葛兰西式的概念。如果说强权基于绝对的武力和强制,霸权则进一步包括文化和道德上的领导力。换言之,霸权国家必须使本国人民和系统内其他民族国家相信,他代表了普遍利益。如此,系统的秩序和发展才成为可能。阿瑞基认为,资本主义长久的生命力也许正是来自于霸权的适应性和系统周期调整,但系统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可避免的加深。
霸权问题又和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命题相联系。阿瑞基对这一主题的论述承续了布罗代尔以及世界体系阵营外部的理论传统,如查尔斯梯利等等。他认为迄今为止出现过四个霸权,除了最早的热那亚为城邦国家外,其余三个均为民族国家,分别是17-18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方面,世界体系的特征形塑了霸权,而另一方面,担当霸权的民族国家本身的特质也改变了系统。通过翔实的历史分析,阿瑞基进一步指出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两种谱系:领土主义逻辑(TMT’)和资本主义逻辑(MTM’)。如果说大不列颠帝国属于前者,荷兰和美国无疑属于后者。不同的逻辑往往有不同的政治话语、贸易原则和企业组织方式,既是对前一霸权的反动,也极大的形塑了当时的世界体系。
一言以蔽之,阿瑞基希望通过对前后相继的资本积累周期的比较分析,来探索世界经济体演化的动因和模式。在此基础之上,或可继续梳理纷繁的线索,对当下的境况和资本主义的未来有一些更为全面的认识。换言之,缠绕阿瑞基整个学问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为了理解当下,更为了塑造未来,首先要向后看,甚至上溯13世纪资本主义的起源。当我们阅读《漫长的二十世纪》时,尽管作者严肃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学养鲜有其匹,但往纵深里,最引人入胜的,最能打动人精神和心灵的还是那种掩藏不住的热切关怀和执着追索,这是严谨的史料分析和小心推理所掩藏不住的。
三、沃勒斯坦、布罗代尔与阿瑞基
尽管阿瑞基受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影响甚深,但从根本上来说,《漫长的二十世纪》更多的是一个布罗代尔主义的作品。正如阿瑞基本人以及查尔斯梯利所评价的那样 ,布罗代尔的煌煌巨著固然叫人折服,但他始终没有一个成型的理论框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更喜欢提出一些折衷的看法,以至于连篇皆是局部理论,而从来没有一个总体的理论。实际上,沃勒斯坦本人也从布罗代尔出发的,他的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型即是对布罗代尔的一个提炼和发展。后者在看到沃勒斯坦的作品之后才更清晰的意识到这一点,并由此激发出其后的一些作品。尽管如此,两者在一些关键的理论点上仍有相当大的分歧。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的定义上。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基于劳动分工,并以世界贸易为基础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布罗代尔认为整个经济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文明、市场和资本主义,其中资本主义垄断了金融资本,攫取了其他两个层次创造的财富。在这一点上,阿瑞基显然是沿用了布罗代尔的定义,他曾明确指出,他的研究限于顶层的金融领域,而对市场和物质文明用力甚少。第二,对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起源问题,沃氏和布氏也有不同的看法。沃勒斯坦认为起源于16世纪欧洲西北部,而布罗代尔则认为是13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国家。这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分歧。沃氏之所以关注西欧,是因为他在农业生产组织的变革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随后才是长距离贸易的发展和三级世界体系的形成。这一点更接近Brenner对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强调。而布氏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在于金融资本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最初并不在强大的领土型国家(territorial state)内部生长,而是成长于边缘的城邦国家,或言成长于主要民族国家的缝隙之间(interstitial origin)。阿瑞基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显然遵循了布罗代尔的城邦国家起源和金融起源说,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发轫于热那亚。最后,沃勒斯坦认为从十六世纪至今只存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是世界体系的近代模式),虽然它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心不断转移。而布罗代尔和阿瑞基认为从十三世纪以来,已然产生了数个前后相继的世界经济体,或言世界经济体已经历数次变形,每一次都以金融扩张始,又以金融扩张终。阿瑞基进一步阐明了每一次周期运动在霸权形式、意识形态和经济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异。这一分歧,实际上是对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和动因的不同认识。
尽管阿瑞基于布罗代尔处获益匪浅,但正如阿瑞基在与大卫哈维合作的访谈录中所说,布罗代尔固然是一座资本主义研究的宝库,然而你若仅仅跟着他漫步历史,很快就会迷失其中。布罗代尔会把你带到如此众多的方向,只有通过旁的思想家来阅读他才能找出头绪 。
未完待续
作者:郦菁 8月26日 危机中的美国by韦黎兵8月22日 钓鱼记6月21日 转载: 6月20午夜 向老师们致敬
引用 6月20午夜 向老师们致敬 6月19日 芝加哥(3)游船掉头折入南支流,沿岸更多是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交汇。前者总是和Sullivan和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强调去除浮饰,力行形式服从功能。大面积的使用玻璃幕墙正是现代主义或曰international style的标志之一。
这座位于333 west wacker drive的建筑出自Kohn Pederson Fox,是我的最爱。此楼应和河流的自然曲线,绿色的玻璃幕墙映照着天空,河水和周边的建筑,正是contextualism之绝佳诠释。
再往前行,仍有一贴和河道曲线的建筑,只可惜忘记了名字,无处可考了。
此处还可远眺芝加哥的地标式建筑,Sear tower和John Hancock tower。两者均建成于六七十年代,可谓芝加哥建筑的第二次高峰。这些超级摩天大楼需要克服的不再是重力,而是水平的压力。芝加哥又名“windy city”, 难怪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的管状建筑结构会最早诞生于此。
游船复向东行,我已然眼花缭乱了。靠近湖口的Lake Point tower有着最为优美的曲线。对面是一别致喷泉。
右图是river center和波音大楼。
早先的火车站和R.R.Donnelley Center。
NBC tower and lake point tower again.
值得一提的是,沿途有两处后现代主义建筑惹人注目。Marina city似层叠的太阳花瓣,river city则是椭圆的组合,两者皆出自Bertrand Goldberg之手。
此间仍有一些富有盛名的世纪初建筑,如merchandise mart和civic opera building。
令人惊叹的是不同风格在有限空间中的并置。并置本身即是艺术,雅俗只在一线之间,一不小心即可能降格成骇人的复旦东大楼。也许一种精神而非形式的相通就足以使个性个别的建筑连成一体。对于芝加哥来说,或许就是简洁和严整。从最早期的commercial style开始,芝加哥建筑就强调实用简洁甚于外部装饰,这和纽约大量承袭巴黎beaux-art风格的城市面貌不尽相同。或者说,从芝加哥开始,美国建筑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精髓。此后的现代主义革命一仍秉承这一理念,因而我们所见始终是一有精神的统一的芝加哥,而不是被建筑分割的碎片。
6月17日 芝加哥(2)沿着Michigan Avenue向南,经过prudential plaza和Aon center就到了millennium park。公园内有一座弧线优美的天桥直接通往Art Institute的现代馆。Art Institute收藏颇丰,当另起一文细表。此处只想说,这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座被火车轨道穿越的美术馆。如此奇特的选址,也许和art institute 前身作为世界博览会馆址有关,但亦营造了一种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工业碰撞的奇异氛围。
Art institute对面即为Chicago Articheture Foundation。CAF提供介绍芝加哥著名建筑的专业行程,水上和组团暴走的皆有。往北回到chicago river,我很快登上了Chicago’s First Lady。此时暴雨初歇,游船顺流深入城市腹地,很快来到了三条支流交汇的“Y”形区域。早先芝加哥河水流的走向不定,加之工业污染甚剧,曾是城市的一大公害。沿河北支流走,可以看到很多早期的大楼都没有面向河岸的窗户,可见当时污染之甚。但自上世纪初那次著名的城市规划以来,渐次开挖了一条打通芝加哥河南部支流和西部Des Plaines River的运河,致使芝加哥河水位降低,Michigan湖中的清洁水源自然西向流入芝加哥河,一举解决了污染治理的问题。
早年河两岸多为仓储建筑和货运保险公司的大楼,后来水运衰弱,许多建筑因此废弃。此处又是一个芝加哥建筑值得一提的方面。这些仓库大楼后来都被精心改建成了住宅和商业大楼,成为沿河一种特别景致。时至今日,我们还依稀可见改建的痕迹,比如外挂的阳台和改建的窗户。
三流交汇处有一处别致的公寓楼,依河流走势而建,前后两面均可看到河景,被称为芝加哥最薄的建筑。
再往前行,有几座紧贴河岸的town house,据说建成之后鲜有人搬出,因此根本没有可考的的市场价格。那或者说,就是无价了?!
6月16日 芝加哥(1)三日短暂的芝加哥之旅出乎意料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这更多的与从容的心境有关,但我毕竟爱芝加哥的整饬胜于纽约的喧嚣和华府的静谧。再或者,穿越城市的河流和桥梁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京杭运河边长大的孩子。
相比波士顿和纽约,这应该算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了。最初的繁荣来自水运的便利,使芝加哥很快成为了西部原材料和东部制造业贸易的中心。此后水运渐衰,铁路兴起,芝加哥又继而成为了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当然也是移民的中心。在1871年那场席卷全城的大火之后,很多人一定认为芝加哥就此要一蹶不振了;可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一再证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不可阻挡的。芝加哥需要且必定被重建。亟待规划的热土吸引着各地的建筑师们,理念的撞击与实验的热情最终造就了世纪之交的芝加哥建筑学派。这次浴火重生对今时今日的城市景观至关重要,很多当时的建筑或保存完好或被小心改建,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基本品格。
在Michigan aveue和Chicago river交汇处留连,也许是最快把握这种品格的方式。西北是著名的Wrigley Building,东北是Tribune Tower,西南为london Guarantee and Accident building,均建成于20年代。金属内框,石料外墙,底层与顶部的罗马风装饰,中层面积较大的窗棂,正是芝加哥学派的典型风格,或被称为Commercial style。
也许是背靠Michigan lake 的缘故,芝加哥的天气极为多变。而我三次经过Michigan avenue,天色又恰恰各异。第一次是夕阳西下,第二次灯光璀璨的夜晚,第三次则是雨后初晴的午后。尤其是深夜的灯光与河水,像极了梵高笔下莱茵河。
6月5日 南方周末:潜伏专访“我上剧作课说过,真实是狗屎,我希望把它忘掉,不要被它束缚。”姜伟说,“我说真实性一定不是第一位的,戏剧性肯定是第一位的。‘是不是’一点都不重要。历史是怎么样的,真实又是怎么样的,不重要。但历史和真实性它是重要的参考,关键是‘像不像’。”
说到自己从《锦衣卫》到《潜伏》的变化,姜伟说自己“务实了”。 姜伟引以为憾的《锦衣卫》是他第一个剧本。第二个剧本是根据皮皮的小说《比如女人》改编的《让爱做主》。《潜伏》是他的第七个作品。 “上道创作始于1999年,从写电视剧本开始,慢慢蜕变成电视剧导演。第一个长篇剧本是一个晚明戏,十年来写出七个剧本,六个都已成影像,恰恰此古装长子竟未能面世,想来便觉大糗。”姜伟这样给自己注释。 姜伟的专业是历史,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山东师大的图书馆里当了7年图书管理员。那是姜伟人生中最荒唐的7年,迟到早退,挨批评是常事。为了逃离荒唐,姜伟选择了考研。 第一年没考上在意料之中,外语已经撂了7年,而且也不知道电影学院考什么东西,姜伟进考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考题抄下来,这样回去之后就知道怎么复习了。第二年,31岁的姜伟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专业课对内向的姜伟来说是挺大的挑战。同学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孩子,小品演得好与不好,都没有太大的压力,而31岁的他像骆驼掉进了羊群,怎么都觉得 不自在。毕业之后,姜伟留校,在教务处工作,负责发放全校的电影票,工资五百元。为了生活,找机会拍片子,姜伟曾经是他的同学中拍广告拍得最多的一个。 早年把拍片和生计挂钩的经历,让姜伟成为一个务实的人。谈起如何确定电视剧的集数、剪片子的时候如何“打点”(确定每集的开头和结尾),以便让每一集起承转合,寡言的姜伟就会变得相对津津乐道。他的心思甚至细到把“打点”作为一种荣誉,尽可能平均地分配给剧中的每个角色。 论道,姜伟不擅长,甚至有些羞涩。“圈里有的人喜欢说特别漂亮的话,也符合规律,也是共同感受,但是那种话不像流着汗水说出来的。”姜伟说。 姜伟喜欢玩猜谜的游戏。当年他买《南方周末》主要冲着副刊版的字谜接龙“小强填字”。现在,喜欢猜迷的姜伟成了制谜的人。 说教一定要潜伏 南方周末:您很像一个技术论者。现在媒体把《潜伏》概括为“信仰”,您认同这种提炼吗? 姜伟:认同。因为我的故事里包含了信仰。戏快结束的时候,他们谈到孩子,翠平说,我还想做一个老母鸡,抱窝、下蛋呢,我们的故事需要有人听,我们要讲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讲给他们的孩子……其实这都是我想说的话。 南方周末:这跟我们惯常以为的那种很形而上的信仰还是挺有距离的。 姜伟:不能再那样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说教是最让他们反感的。在家里听父母说教,在学校听老师说教,打开电视还得听你说教?人们对说教的反感足以激翻你精心设计的戏剧性的内容。所以说,说教一定要潜伏。 南方周末:我能不能说 《潜伏》的说教是包装、易容之后的说教? 姜伟:但是我没有对象。我不是想向谁宣讲一个道理。我只是自己有心里话想往外说:现在的人太不了解过去了。网络是个好东西,但太多人放弃了阅读,去相信搜索。 南方周末:有一种说法,《潜伏》里的信仰是饺子皮,里头包的馅还是娱乐大众的内容。 姜伟:其实正好反了。娱乐是张皮,馅是信仰、意志、情感……我想讨论的是一些恒在命题。但是这些我不想谈。这些不是可以拿到桌面上来 谈的事情。而且观众看不到这些,对我来说也毫无问题,至少我还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好玩的故事。我这个筐里有这个东西,不一定你就要伸手拿。你可以拿你自己想 拿的东西。 说实在的,我没有想到,我筐里的东西会被人拎出来。最早不是被媒体,而是被网民拎出来的。但我相信,网民太多了,能拎出些许意义来的,肯定是少数。 南方周末:是吗?我倒是认为,任何大众文化消费品都要提供意义,不提供意义的文化消费品在货架子上呆不长。 姜伟:我称现在是大娱乐时代。在大娱乐时代,无意义或者无传统意义,也一样成为消费品。 南方周末:所以您就让跟间谍的职业素养四六不靠的翠平去做间谍助手? 姜伟:翠平不是间谍,她连助手都算不上。后来可能她做了几件事,送个情报,打个枪什么的。她是一个掩护,她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家里呆着,过生活。 南方周末:呆着也可以让一个更谨慎的人呆着,可她是四处捅娄子。 姜伟:如果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人,我们写戏的行话叫“顺拐”。你想写手足情,上来就哥哥宽厚,弟弟仁义,大错特错。应该开始时候大打出 手,势不两立,最后情深意长。和睦夫妻,相辅相携,跟这个戏对角色的要求顺了,这种戏有的是。龙一的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也就在这。革命夫妻一般志同道合, 但龙一的小说里,革命夫妻志同道不合。更绝的是志不同道不合,现在不经常有地下工作者跟美女特务谈情说爱的吗? 南方周末:为什么向孙红雷强调余则成要胆小,让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类型化的企图,只不过是对常见类型取反,未必就更接近真实。因为事实上,很拉风的间谍也大有人在,比如周旋于国民党高层、频繁在高级宴会上捕捉情报的阎宝航。 姜伟:这基于传统对间谍的认识,认为间谍都是英俊潇洒、无往不胜,无所不能。 南方周末:像007那样? 姜伟:007我不认为它是间谍片,那是偶像片。这种间谍已经套路化了,那我还就不让它这样。我看过一本写苏联间谍的小说。这个人其实 是德国人,曾经在德国外交部工作,被苏联争取过去了。二战时候,他常年从柏林到瑞士交换情报——瑞士当年是国际间谍的一个乐园。这个人其貌不扬,谨小慎 微,但他的作为比007帅多了,他的魅力是智慧带来的,不是他穿什么,怎么抽烟。如果间谍都是猥琐的,我肯定搞个帅的。但是现在间谍已经被英雄化、偶像化 了,那我就搞个笨点的。 人的姿态怎么低下来?你只要把手放膝盖上,你的四肢收回,你就张扬不起来,你的语气、眼神就温顺下来。我在导演本里头,用了很多提示,余则成“很小 人”、“很无耻”,我在拼命地告诉演员,余则成不要英雄,不要高大,就是一个普通人。开始,他甚至是胆小的,后来越来越从容,越来越胆大心细,有一个过 程,这才叫戏。 大团圆对不起这些人的在天之灵 南方周末:很多观众对《潜伏》的结尾耿耿于怀。我看到结尾的时候想到了 《拯救大兵瑞恩》。我想如果是一个FBI的谍报人员,八成他的上级是会安排他跟妻儿团聚的。但是在《潜伏》里,历史的大义、个人的幸福被碾得粉碎。 姜伟:这个问题得一点点来捋。你说很多观众,其实对结尾不满意的观众恰恰很少。我是这样判断的,对结尾满意的观众不会说什么,每个不满意的人背后恐怕有10个满意的观众。我周围很多人认为这个结尾非常好。 如果这个戏我们要讲的是人道主义,我起手就是一对夫妻,被海峡两分,如何使他们团圆。但是这跟谍战片是两个方向。 其实《拯救大兵瑞恩》是一个很中国的故事,他讲的是不能断后。 南方周末:很中国吗?我们提倡的价值观难道不是在大义面前,牺牲个人生命和后代生命是识大局、懂奉献的表现,是值得表扬和提倡的英雄行为吗? 姜伟:国家保护了多少人你是不知道的。现在人们动不动就国家如何,什么叫国家?国家做了什么?什么叫人民?现在的人,这些概念拿过来就用,不考虑是否准确。 南方周末:您说什么叫国家? 姜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国人生娃娃的愿望什么时候中断过?大兵瑞恩的故事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一个老太婆有4个儿子,3个都牺牲了。聂荣臻知道了这件事情,让部下把老四从东北抗日联军里找出来,还给老太婆。这是多中国的故事! 南方周末:这是真事? 姜伟:不是。至少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我是打比方。这次我碰到钱壮飞的儿子,他谈了一件事,感动得我一塌糊涂。钱壮飞1935年牺 牲,过了很长时间,他的太太都不知道他已经牺牲了。后来,周恩来见到了钱妻,告诉她钱牺牲的消息,周恩来跪了下来,说:不幸中的万幸,你们还有后代。钱壮 飞的妻子听了之后大悲。 这件事启发了我,面对历史我们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尤其涉及到情报战的史实,很多东西都被按下去了。在基本的事实尚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不忙下价值观和 事实形态方面的判断。李克农的孙子还跟我讲过,其实潜伏到海峡那边的人,家里安置得都非常好,李克农生前多次去探望这些人的家属,尽管连家属也不知道这些 人去了哪里,有怎样的使命。 南方周末:您认为现在的结尾,没有悖于常理的地方? 姜伟:悲剧有意义,它就有意义。如果这个世界上,悲剧成为垃圾的话,它就没有意义。 南方周末:我觉得无可挽回的分离才叫悲剧,如果是人力可以改变的,那只能说是遗憾。 姜伟: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谈论古人。我们谈解放、谈个人价值谈了三十年,都认为生命、人性是至高无上的。战争打 响,两军对垒,为了我的生命,我可以掉头走,当逃兵。但现实中的逻辑是怎样的?你当逃兵,上级会一枪毙了你。你一个人逃走,可以带走十个人,十个带走一百 一千个,这仗还有法打吗?人道主义不能脱离独特的时代。在今天大和平、大安逸的时代里,无障碍地探讨人性,这种探讨是没什么意义的。 南方周末:您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结尾主要是出于戏剧冲突的考虑,因为您需要一个悲剧的结尾,它没有背负太多的历史含义。 姜伟:我当然也有个人的价值判断。大团圆的意义何在呢?从技术的角度,那是电视剧烂俗的套路,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做谍报工作的,很多 人后来的境遇都不是很好,大团圆对不起这些人的在天之灵。当然,也有人说,电视剧本来就是娱乐,干嘛那么煞有介事?那我们这些拍电视剧的人都去说相声得 了。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332 5月18日 Michel Callon: The Laws of the Markets近日开始读Callon,立即被其理论框架深深吸引,一种久违的纯粹的阅读快感油然而生。我已许久不曾进行这种完整而深入的阅读,数月来也许是头一次吧。
除却欣快,亦有“影响的焦虑”。自己数月来萦绕心头的问题,挣扎思索方才理出一些头绪,被Callon轻而易举的点破,除了叹息,也只有叹服了。
这种法国后结构主义气息浓郁的经济社会学充分说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重镇已无可挽回的转向欧洲了。
4月25日 广告一则
http://www.ewen.cc/cache/books/view/86/view-0202010000971286.htm 现下心里惴惴不安,因两年前来美,根本无暇校对,以致1-8章翻译质量不理想。 特此声明本人只对本书第三部分负责,欢迎大家批评。 另对参与翻译的清华同仁致谢,有些译者的名字因故无法查证,特此道歉。 4月23日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 by FligsteinDepart from if not antithetical to the competition-lead-to-efficiency argument at the core of economics of market, Fligstein came to argue that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 institutions were social endeavors to control devastating competition and to construct sta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government, firms and workers) within the market field. Thus the lynchpin of market institutions shifted from efficiency to effectiveness. This said, two following arguments had also gained considerable weights: 1, market as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ject is inherently a political projec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ous and contestable negot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2, market as social solutions for stability varied historically and across societies. As a synthesizer of major scholarships of economic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sm, resource dependence, White, etc), Fligstein surpassed previous works by sharpening research questions particular for sociology of market and offering alternative analytic tools, i.e., the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1) The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rested on theory of fields. From this perspective, actors of specific markets always attempted to produce a localized and stable world where they engaged in ‘structured exchange’. Actors in the market field had not only discovered and constantly reproduced a meaning system, or to rephrase it, the conception of control, but also maintained a hierarchy of power. It was usually the cases that dominate actors produced cultural stories of certain conception of control and held grip of political power that allows them to reproduce advantage. However, market fields could only attain period-to-period stability, with intervals of crises and restructuration. This theoretical model is further elaborated in two aspects: 2) In the macro level, major principles of a market institution (property rights, governance structure, rules of exchange and conception of control) worked out as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leverage between state, capitalists and workers (Table 3.2, P47).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se principles gave rise to plethora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is variety reflects two underlying forces: one historical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other systemic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is vein, market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building are reciprocal movements. Modern governments not only play a role in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in mediating class struggle and keeping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Government policies had channeled market behaviors, open or shut down institutional possibilities and shape cultural solutions of coalition and domination, although both intendedly and unintendedly. 3) In the micro level, market 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s also the upshot of actors’ perceptions and tactics. Fligstein elaborated how status hierarchies were formed within the market, how incumbents and challengers of the market behaved respectively and how political struggles within the firms unfolded. These endeavors were on one hand in search of stabilit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of discovering conception of control. Besides the great 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formidable empirical range and depth, Fligstein also indicated in his work normative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Since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stable soci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rules that allow corporations to exist and prosper, they have the right to make claims on corporations. The narrowly defined and overblown rhetoric of shareholder rights, even the revised version of stake holder rights were incomplete if not wrong here. The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illustrates how dependent firms are on society at large and welfare state policy is theoretically legitimate and practically effective. 4月18日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2)继续贴一些美国艺术家的作品。
1.John Singer Sargent: Nonchaloir (Repose)
Sargent 擅长肖像,有一种别样的气氛。看他对背景和衣服皱褶的处理,应该是师承巴黎。
2. William Chase:Back of A Nude
Chase亦是美国印象派的代表人物。
3. Martin Johnson Heade:Giant Magnolias on a Blue Velvet Cloth 对Heade擅长的的landscape没什么特别的偏好,只因爱花卉的静物画,也放在这里。 4. The Reading Girl by Pietro Magni 这是19世纪的一个意大利作品。当时看到觉得异常静谧美丽,随手拍下,正有金色的阳光从窗格洒落,使之突然具有神性的光辉。 当然,此帧小照无法复原大理石本身温润的质地和作品所传达的宁静优雅的氛围。还是摆出正常室内光源照,才好有所比较。 3月27日 二十四城记作为贾导的忠实拥踅, 这次终于有些失望。
首先这与资本的角色无关。同名的楼盘给了多少银子并不重要,因创作者本身有一重自主性,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又有一重自主性。与其说是资本的介入,倒不如是作品扩展并包含了资本的符号。严肃的艺术必与权力划清界限正是我们的误识。艺术正要跑到权力的核心里,与权力来一场危险的共舞,才丰富好看。
再者也与影片的体例无关。这种表演式的纪录片,特别是和真实人物的访谈混合的方式,相信并不是贾导要装酷搞无来由的形式创新。这与他对何为“真实”,何为“现实”的理解关系莫大。撇开历史资料的可得性,拍摄的际遇和限制因素不谈,现实本身有可能是残缺不全的。“现实”的人与事,可能并不足以反映历史“真实”的面貌。贾导用虚构来补足有限的事实,访谈的形式赋予了它的另一重真实性,而名演员的面孔作为显而易见的符号又暗示了其虚构性。
最大的失望在于,当贾导试图从先前单线或多线的个体叙事向繁复的个体叙事转变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功过参半的危险尝试。当每个人物被放置在一定的生活世界里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时,问题很快出现了:叙事的碎片化;叙事的浅表。蜻蜓点水式的个体故事很快遮蔽了一个根本问题:他们的命运如何与420厂勾连?最重要的,这种勾连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东西?贾导当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他明显迷失在个体叙述的多义性当中了。换句话说,他放手让个人讲个人故事去了,而没有通过受访者都作为“职工”这一最重要的身份而把影片从深层次上组织起来。
另一个失望是,他完全没有考察工厂内部权力结构的变迁,以及这对个体生命的重要影响;工厂与外来资本的权力斗争;工厂作为一个场域在不同社会经济体制下的变迁;工厂的生活工作经历不仅是一个负担和限制(下岗,家庭分离),还是一种财产,是个体生命不可抹却的印记,影响了个体的伦理世界和意义体系。等等。由于这种种缺失,影片的意涵较前面的作品大为单薄。
当然,贾导还是发挥了一贯的优良传统的。比如对劳动者的特写。这使我想起了三峡好人中对拆房工人的特写。仅凭这种震撼的镜头,我们还是要向贾导致敬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