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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离载菁
12月15日 无题今日读毛同学好意寄来的费老文集，有一段回顾费老当年和妻子前往瑶山作“特殊民族”研究。此后的惨剧，相信大家也是清楚的。可费老的叙述平淡，只是最后说，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做基础的。传说烧一窑瓷器，也得抛一个小孩在里面。我妻的死，在我私人的立场之外来看，并不能作为一件太悲惨的事。人孰无死，只怕死不以其时。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 于是愈发相信，胸襟先于学术。 12月13日 近日观影最近看B级片。9月由于Lachmann教授的大力推荐，特地去影院看了昆汀的inglorious bastard。 昆汀对于我的意义在于，他总是在 不停实验表现暴力的多种形式。Kill Bill中的血浆喷溅与刀光剑影是一种优美；inglorious bastard 则是全新的一种。故事是松散 的片段，无不始于貌似无关的人物，冗长的对话，无聊的情节，但突然，在观众昏昏欲睡之际，在最无心理预期的时刻，暴力以急速 的方式，毫无准备的爆发，机枪扫射，挣扎，死一屋子人。因为前面有足够的铺垫和等待，暴力本身又足够迅捷，带来的冲击便足够 强大。说昆汀是暴力美学没什么意思，要说他追求暴力美学的多样性和多重可能还有点意思。 后来又在韩国朋友的建议下看朴赞郁。 朴在《共同警备区》获得商业成功后，终于可以专心拍自己的复仇三部曲。其中崔岷植主演 的Old Boy自然是名气最大的了，惹得斯皮尔伯格也要跟风翻拍。我对禁室幽闭，近亲乱伦和校园流言不太感冒，因为这太过明显是 一个日本故事。其后的《亲切的金子》太过类型化，画面犹如油画般精美，但故事明显有造作的痕迹。倒是最初的《我要复仇》，着 力刻画社会底层，讲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的人如何将自己的愤怒转化为无法停息的暴力，卷入并残伤更多的人。女主角是一个无 政府主义者，属于一个“组织”，很有意思。画面简单平朴甚至有时粗砺，叙事冷峻克制。 朴之所以吸引我，是“复仇”这个母题本身。因此要把三部片子放在一起看。首先“复仇”基本不是一个现代事件。复仇这种个体直 接面对个体的行为，在现代国家崛起之后几乎绝迹。个体把复仇的权利全然交付给国家机器，因而个体性的复仇是没有合法性的。古 代世界的复仇总是和家族、荣誉联系在一起，因此是传奇性的；现代世界的复仇，却是非法的和偶在的。 然而朴赞郁要探讨得是复仇对于个体“自我”的深刻影响，这绝对是一个现代命题。昆汀不讨论这个问题，复仇对于他只是表现暴力 的多重形式之一。以牙还牙是想当然成立的铁律，稍有迟疑或仁念闪现必遭杀身之祸。而朴赞郁不同。朴的故事反反复复都在讲复仇 者如何被复仇这一事件本身毒害了自我，最终复仇者与作孽者一同走向了深渊。《我要复仇》里复仇的过程总是制造出新的业障与冤 孽，无方向无目的的蔓延，卷入并损害了更多的人；《老男孩》里复仇者一步步体验了被复仇者的经历与创痛，最后真相显露，复仇 者原来也是复仇的对象。吴大修与李右真的命运于是深刻缠绕在一起。而金子最终把头深深埋在雪白的蛋糕里，亦是体验到了自己由 复仇而获的罪。这颇有东方宗教业报的意涵，但到了最近的《Thirst》，朴已不再讲复仇，而是转而讨论人被欲望所苦带来的罪。这已经是一种基督教式的思考了，虽然朴给上帝判了死刑。 另外还看了台湾的新作《不能没有你》。文艺片最怕装腔作势端着架子，而戴立忍的作品绝对自然清新。影片基本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描绘底层简淡平凡的生活。与经济的窘迫和生活的百般重压下，人们还要寻找呼吸的空间，注入脉脉温情。把这样的故事讲的最好的，还有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以及几年前一部不甚有名的大陆电影《咱们俩》。另一个更吸引我的问题是，底层在国家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的无力和窘迫。一如片中的主角，谦逊，笨拙，缺乏计算性，每每极不自然的出现在各种官僚机构中，既不知道其运作的规则，又全然无法应对，只能不知所措惶惶不安。最终他只能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应对，以致对自身和女儿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11月25日 thirst-朴赞郁
我想，朴赞郁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上帝已死，人如何自我救赎？ 故事里有两种人格，女主角是犬儒主义者，屈从自己的本能欲望；而男主角的精神与肉体间始终有一条细线，牵扯着他，使他不断陷入道德拷问。 当男主角杀死教父并吸食他的血液时，上帝已经死了。由是只剩下失控的欲望。 也许，只有私人性的道德拷问才是通向救赎的仅有道路了。
9月3日 阿瑞基评传（1）（初稿）阿瑞基评传 2009注定又是一个多事之秋，无论对于学术还是政治而言。当我们被突如其来的新疆暴力事件所震惊，或者忙于为“国学大师”盖棺定论时，两位国际左翼知识分子的相继辞世似乎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6月12日 Peter Gowan因癌症去世，卫报发表讣告 盛赞他对国际政治的研究。6月18日，Giovanni Arrighi也因肿瘤而辞世，Verso出版社评价其为“有关资本主义历史和未来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此前Verso还专门在马德里举行了题为“全球危机的动因，反系统运动和霸权新范式”的研讨会以纪念《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出版，然而Arrighi此时已缠绵病榻，无法出席了。这和国内学术界的漠然甚至无知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两位大师都是左翼学术的领军人物以及新左派评论的重要作者，但阿瑞基近年来把主要精力用于思考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因而对于他的忽略不可谓不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集体盲点。 一、从罗得西亚到宾汉姆顿 在所谓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中，阿瑞基的个人经历相当丰富，研究领域亦涉猎广泛。他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一个反法西斯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和外祖父都有自己的企业。战后由于父亲的意外死亡，年轻的阿瑞基决意学习经济，并接管了父亲的公司。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现实经济运行的巨大鸿沟很快使他失望不已。在毕业后前往英属罗得西亚（独立之前的津巴布韦）继续学术生涯的那一段日子里，阿瑞基决定性的转向了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也许是受到曾当过工人的父亲的影响，也许是受到提倡“扩展个案研究”（extended case method）的Jaap Van Velsen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感喟于罗得西亚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阿瑞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视野，并开始对劳工“无产阶级化”是否是资本主义发展必要条件问题的研究。虽然此后阿瑞基因对世界体系和霸权的研究而成名，劳工问题始终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一环。难怪有学者感叹非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不仅催生了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了沃勒斯坦等重要的左翼学者，此处也促进了阿瑞基的蜕变和重生。1966年阿瑞基因参与殖民地独立运动而被捕并被解送出境，很快又前往坦桑尼亚的首都Dar es Salaam，与众多旅居该地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思想上的交锋与共鸣，包括沃勒斯坦和索尔 （John Saul）。 1969年阿瑞基回到了意大利，在保守主义氛围浓厚的特伦托大学孤军奋战，此后又和Madera 和Passerini共同创建了葛兰西小组（Gruppo Gramsci）。1973年，他又接受了Calabria行省的教职。对于当地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阿瑞基的早期理论，他提出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且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也有数种不同发展路径，甚至和中心国家相似。这正是对沃勒斯坦和布莱纳（Robert Brenner）理论的重要修正[1]。1978年阿瑞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帝国主义的几何学》（Geometry of Inperalism）得以出版，书中第一次全面讨论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及其相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论力量。“霸权”后来成为《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核心概念之一。 1979年，阿瑞基赴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成为了沃勒斯坦等创建的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彼时宾汉姆顿群贤毕至，是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坚强堡垒。阿瑞基亦是这个学术团体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他敏思好学又谦逊有加，在坚持世界体系的宏观视野和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同时又有自己对世界体系起源和流变的独到见解。其间阿瑞基和沃勒斯坦、阿明及弗兰克等多有合作，著述颇丰。宾汉姆顿对于阿瑞基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激荡和学术上的进益。他还遇到了日后的终身伴侣和学术伙伴Beverly Silver。后者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资本主义研究视野下的劳工问题，著有《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两人在1999年曾合作主编了《世界体系的混沌和治理》一书。 二、漫长的二十世纪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由Verso出版《漫长的二十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阿瑞基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也许十年磨一剑并不能恰切地概括这本巨著诞生的艰难和重大意义。阿瑞基自己曾坦言，他为这本书整整准备了二十五年！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漫长的二十世纪》可谓阿瑞基的集大成作。此后的《亚当斯密在北京》正是建立在此书对世界体系运动规律的判断之上，特别是对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认识。 简单来说，阿瑞基要回答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资本积累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周期运动。马克思本人对资本积累的认识长于单个企业内部的运动规律，只是在资本论第三卷才涉及了系统范围的问题。他用一个平均利润率概念企图解释系统运动，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此外，他对金融部门的关注也流于浅表，只是认为金融分享了工业企业的剩余价值创造。阿瑞基的基本理论图景固然逃不开经典的M-C-M’ 模型，但他之所长恰在于开拓了这一模型的时空维度。阿瑞基于纷繁芜杂的史实背后发现，资本在世界经济系统内部的积累是一种周期性的钟摆运动，并且伴随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这种运动往往以金融资本的形态始，其间转换为产业资本，最后又以金融资本而终。与金融资本占优相连的往往是资本的相对集中、资本的流动性提升以及逐利理性的泛滥；而产业资本占优时，资本流动性降低，竞争加剧，技术理性盛行。与这种资本历史形态变化相联系的是资本在地理空间中的转移。
资本积累的周期运动（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的形成、巩固、解体和重组。阿瑞基认为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最早形成于十三四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此后经历数次解体和重组。世界体系往往诞生于系统混沌之中，彼时企业间竞争加剧，利润压低，国家间军事斗争频发，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系统整体失序。随后一定的民族国家完成适应系统需要的组织结构和政治模式调整，逐渐获得霸权。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系统重获秩序，社会矛盾缓和，企业间竞争趋缓。然而霸权不可避免将走向崩溃，系统也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每一次系统的重组都催生了更为强大的霸权，将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纳入系统，而系统持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其中，“霸权”是阿瑞基世界体系发展模型中的核心。正如前文所述，这是一个葛兰西式的概念。如果说强权基于绝对的武力和强制，霸权则进一步包括文化和道德上的领导力。换言之，霸权国家必须使本国人民和系统内其他民族国家相信，他代表了普遍利益。如此，系统的秩序和发展才成为可能。阿瑞基认为，资本主义长久的生命力也许正是来自于霸权的适应性和系统周期调整，但系统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可避免的加深。
霸权问题又和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命题相联系。阿瑞基对这一主题的论述承续了布罗代尔以及世界体系阵营外部的理论传统，如查尔斯梯利等等。他认为迄今为止出现过四个霸权，除了最早的热那亚为城邦国家外，其余三个均为民族国家，分别是17-18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方面，世界体系的特征形塑了霸权，而另一方面，担当霸权的民族国家本身的特质也改变了系统。通过翔实的历史分析，阿瑞基进一步指出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两种谱系：领土主义逻辑（TMT’）和资本主义逻辑（MTM’）。如果说大不列颠帝国属于前者，荷兰和美国无疑属于后者。不同的逻辑往往有不同的政治话语、贸易原则和企业组织方式，既是对前一霸权的反动，也极大的形塑了当时的世界体系。
一言以蔽之，阿瑞基希望通过对前后相继的资本积累周期的比较分析，来探索世界经济体演化的动因和模式。在此基础之上，或可继续梳理纷繁的线索，对当下的境况和资本主义的未来有一些更为全面的认识。换言之，缠绕阿瑞基整个学问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为了理解当下，更为了塑造未来，首先要向后看，甚至上溯13世纪资本主义的起源。当我们阅读《漫长的二十世纪》时，尽管作者严肃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学养鲜有其匹，但往纵深里，最引人入胜的，最能打动人精神和心灵的还是那种掩藏不住的热切关怀和执着追索，这是严谨的史料分析和小心推理所掩藏不住的。
三、沃勒斯坦、布罗代尔与阿瑞基
尽管阿瑞基受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影响甚深，但从根本上来说，《漫长的二十世纪》更多的是一个布罗代尔主义的作品。正如阿瑞基本人以及查尔斯梯利所评价的那样 ，布罗代尔的煌煌巨著固然叫人折服，但他始终没有一个成型的理论框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更喜欢提出一些折衷的看法，以至于连篇皆是局部理论，而从来没有一个总体的理论。实际上，沃勒斯坦本人也从布罗代尔出发的，他的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型即是对布罗代尔的一个提炼和发展。后者在看到沃勒斯坦的作品之后才更清晰的意识到这一点，并由此激发出其后的一些作品。尽管如此，两者在一些关键的理论点上仍有相当大的分歧。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的定义上。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基于劳动分工，并以世界贸易为基础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布罗代尔认为整个经济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文明、市场和资本主义，其中资本主义垄断了金融资本，攫取了其他两个层次创造的财富。在这一点上，阿瑞基显然是沿用了布罗代尔的定义，他曾明确指出，他的研究限于顶层的金融领域，而对市场和物质文明用力甚少。第二，对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起源问题，沃氏和布氏也有不同的看法。沃勒斯坦认为起源于16世纪欧洲西北部，而布罗代尔则认为是13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国家。这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分歧。沃氏之所以关注西欧，是因为他在农业生产组织的变革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随后才是长距离贸易的发展和三级世界体系的形成。这一点更接近Brenner对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强调。而布氏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在于金融资本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最初并不在强大的领土型国家（territorial state）内部生长，而是成长于边缘的城邦国家，或言成长于主要民族国家的缝隙之间（interstitial origin）。阿瑞基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显然遵循了布罗代尔的城邦国家起源和金融起源说，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发轫于热那亚。最后，沃勒斯坦认为从十六世纪至今只存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是世界体系的近代模式），虽然它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心不断转移。而布罗代尔和阿瑞基认为从十三世纪以来，已然产生了数个前后相继的世界经济体，或言世界经济体已经历数次变形，每一次都以金融扩张始，又以金融扩张终。阿瑞基进一步阐明了每一次周期运动在霸权形式、意识形态和经济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异。这一分歧，实际上是对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和动因的不同认识。
尽管阿瑞基于布罗代尔处获益匪浅，但正如阿瑞基在与大卫哈维合作的访谈录中所说，布罗代尔固然是一座资本主义研究的宝库，然而你若仅仅跟着他漫步历史，很快就会迷失其中。布罗代尔会把你带到如此众多的方向，只有通过旁的思想家来阅读他才能找出头绪 。
未完待续
作者：郦菁 8月26日 危机中的美国by韦黎兵8月22日 钓鱼记是日，牙牙和洁瑾同学携minerva同学入特城水库钓鱼。minerva同学平生首次执竿，第一次穿鱼线，第一次穿蚯蚓，忙得不亦乐乎。此行的第一中心思想是风景，关键词为落日，微风和青山抱绿水。但团队精神和合作理念很快战胜了个人主义的小情小调，使得minerva同学在一干社会学家的支持下连续钓起了两条金灿灿的小鱼！这一事件很快发展出了此行的第二中心思想，关键词为技术，判断和把握时机。入夜，钓鱼活动圆满结束，四人携战利品归，烤而食之。
“这真是愉快而有意义的一天那”！
  6月21日 转载: 6月20午夜 向老师们致敬
引用 6月20午夜 向老师们致敬 6月19日 芝加哥（3）游船掉头折入南支流，沿岸更多是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交汇。前者总是和Sullivan和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强调去除浮饰，力行形式服从功能。大面积的使用玻璃幕墙正是现代主义或曰international style的标志之一。
这座位于333 west wacker drive的建筑出自Kohn Pederson Fox，是我的最爱。此楼应和河流的自然曲线，绿色的玻璃幕墙映照着天空，河水和周边的建筑，正是contextualism之绝佳诠释。
 再往前行，仍有一贴和河道曲线的建筑，只可惜忘记了名字，无处可考了。
 此处还可远眺芝加哥的地标式建筑，Sear tower和John Hancock tower。两者均建成于六七十年代，可谓芝加哥建筑的第二次高峰。这些超级摩天大楼需要克服的不再是重力，而是水平的压力。芝加哥又名“windy city”， 难怪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的管状建筑结构会最早诞生于此。
  游船复向东行，我已然眼花缭乱了。靠近湖口的Lake Point tower有着最为优美的曲线。对面是一别致喷泉。
  右图是river center和波音大楼。
    早先的火车站和R.R.Donnelley Center。
  NBC tower and lake point tower again.
  值得一提的是，沿途有两处后现代主义建筑惹人注目。Marina city似层叠的太阳花瓣，river city则是椭圆的组合，两者皆出自Bertrand Goldberg之手。
    此间仍有一些富有盛名的世纪初建筑，如merchandise mart和civic opera building。
  令人惊叹的是不同风格在有限空间中的并置。并置本身即是艺术，雅俗只在一线之间，一不小心即可能降格成骇人的复旦东大楼。也许一种精神而非形式的相通就足以使个性个别的建筑连成一体。对于芝加哥来说，或许就是简洁和严整。从最早期的commercial style开始，芝加哥建筑就强调实用简洁甚于外部装饰，这和纽约大量承袭巴黎beaux-art风格的城市面貌不尽相同。或者说，从芝加哥开始，美国建筑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精髓。此后的现代主义革命一仍秉承这一理念，因而我们所见始终是一有精神的统一的芝加哥，而不是被建筑分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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