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离载菁

游船掉头折入南支流，沿岸更多是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交汇。前者总是和Sullivan和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强调去除浮饰，力行形式服从功能。大面积的使用玻璃幕墙正是现代主义或曰international style的标志之一。

这座位于333 west wacker drive的建筑出自Kohn Pederson Fox，是我的最爱。此楼应和河流的自然曲线，绿色的玻璃幕墙映照着天空，河水和周边的建筑，正是contextualism之绝佳诠释。

再往前行，仍有一贴和河道曲线的建筑，只可惜忘记了名字，无处可考了。

此处还可远眺芝加哥的地标式建筑，Sear tower和John Hancock tower。两者均建成于六七十年代，可谓芝加哥建筑的第二次高峰。这些超级摩天大楼需要克服的不再是重力，而是水平的压力。芝加哥又名“windy city”， 难怪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的管状建筑结构会最早诞生于此。

游船复向东行，我已然眼花缭乱了。靠近湖口的Lake Point tower有着最为优美的曲线。对面是一别致喷泉。

右图是river center和波音大楼。

早先的火车站和R.R.Donnelley Center。

NBC tower and lake point tower again.

值得一提的是，沿途有两处后现代主义建筑惹人注目。Marina city似层叠的太阳花瓣，river city则是椭圆的组合，两者皆出自Bertrand Goldberg之手。

此间仍有一些富有盛名的世纪初建筑，如merchandise mart和civic opera building。

令人惊叹的是不同风格在有限空间中的并置。并置本身即是艺术，雅俗只在一线之间，一不小心即可能降格成骇人的复旦东大楼。也许一种精神而非形式的相通就足以使个性个别的建筑连成一体。对于芝加哥来说，或许就是简洁和严整。从最早期的commercial style开始，芝加哥建筑就强调实用简洁甚于外部装饰，这和纽约大量承袭巴黎beaux-art风格的城市面貌不尽相同。或者说，从芝加哥开始，美国建筑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精髓。此后的现代主义革命一仍秉承这一理念，因而我们所见始终是一有精神的统一的芝加哥，而不是被建筑分割的碎片。

 

 

沿着Michigan Avenue向南，经过prudential plaza和Aon center就到了millennium park。公园内有一座弧线优美的天桥直接通往Art Institute的现代馆。Art Institute收藏颇丰，当另起一文细表。此处只想说，这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座被火车轨道穿越的美术馆。如此奇特的选址，也许和art institute 前身作为世界博览会馆址有关，但亦营造了一种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工业碰撞的奇异氛围。

Art institute对面即为Chicago Articheture Foundation。CAF提供介绍芝加哥著名建筑的专业行程，水上和组团暴走的皆有。往北回到chicago river，我很快登上了Chicago’s First Lady。此时暴雨初歇，游船顺流深入城市腹地，很快来到了三条支流交汇的“Y”形区域。早先芝加哥河水流的走向不定，加之工业污染甚剧，曾是城市的一大公害。沿河北支流走，可以看到很多早期的大楼都没有面向河岸的窗户，可见当时污染之甚。但自上世纪初那次著名的城市规划以来，渐次开挖了一条打通芝加哥河南部支流和西部Des Plaines River的运河，致使芝加哥河水位降低，Michigan湖中的清洁水源自然西向流入芝加哥河，一举解决了污染治理的问题。

早年河两岸多为仓储建筑和货运保险公司的大楼，后来水运衰弱，许多建筑因此废弃。此处又是一个芝加哥建筑值得一提的方面。这些仓库大楼后来都被精心改建成了住宅和商业大楼，成为沿河一种特别景致。时至今日，我们还依稀可见改建的痕迹，比如外挂的阳台和改建的窗户。

三流交汇处有一处别致的公寓楼，依河流走势而建，前后两面均可看到河景，被称为芝加哥最薄的建筑。

再往前行，有几座紧贴河岸的town house，据说建成之后鲜有人搬出，因此根本没有可考的的市场价格。那或者说，就是无价了？！

 

三日短暂的芝加哥之旅出乎意料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这更多的与从容的心境有关，但我毕竟爱芝加哥的整饬胜于纽约的喧嚣和华府的静谧。再或者，穿越城市的河流和桥梁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京杭运河边长大的孩子。

相比波士顿和纽约，这应该算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了。最初的繁荣来自水运的便利，使芝加哥很快成为了西部原材料和东部制造业贸易的中心。此后水运渐衰，铁路兴起，芝加哥又继而成为了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当然也是移民的中心。在1871年那场席卷全城的大火之后，很多人一定认为芝加哥就此要一蹶不振了；可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一再证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不可阻挡的。芝加哥需要且必定被重建。亟待规划的热土吸引着各地的建筑师们，理念的撞击与实验的热情最终造就了世纪之交的芝加哥建筑学派。这次浴火重生对今时今日的城市景观至关重要，很多当时的建筑或保存完好或被小心改建，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基本品格。

在Michigan aveue和Chicago river交汇处留连，也许是最快把握这种品格的方式。西北是著名的Wrigley Building，东北是Tribune Tower，西南为london Guarantee and Accident building,均建成于20年代。金属内框，石料外墙，底层与顶部的罗马风装饰，中层面积较大的窗棂，正是芝加哥学派的典型风格，或被称为Commercial style。

也许是背靠Michigan lake 的缘故，芝加哥的天气极为多变。而我三次经过Michigan avenue，天色又恰恰各异。第一次是夕阳西下，第二次灯光璀璨的夜晚，第三次则是雨后初晴的午后。尤其是深夜的灯光与河水，像极了梵高笔下莱茵河。

 

黑鸭子早年的作品，在靠把革命歌曲甜腻化过活之前唯一的一张原创专辑。

现在找出来看，很有意思。包括90年代的叙事方式。在当时算是别致。

“我上剧作课说过，真实是狗屎，我希望把它忘掉，不要被它束缚。”姜伟说，“我说真实性一定不是第一位的，戏剧性肯定是第一位的。‘是不是’一点都不重要。历史是怎么样的，真实又是怎么样的，不重要。但历史和真实性它是重要的参考，关键是‘像不像’。”
说到自己从《锦衣卫》到《潜伏》的变化，姜伟说自己“务实了”。
姜伟引以为憾的《锦衣卫》是他第一个剧本。第二个剧本是根据皮皮的小说《比如女人》改编的《让爱做主》。《潜伏》是他的第七个作品。
“上道创作始于1999年，从写电视剧本开始，慢慢蜕变成电视剧导演。第一个长篇剧本是一个晚明戏，十年来写出七个剧本，六个都已成影像，恰恰此古装长子竟未能面世，想来便觉大糗。”姜伟这样给自己注释。
姜伟的专业是历史，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山东师大的图书馆里当了7年图书管理员。那是姜伟人生中最荒唐的7年，迟到早退，挨批评是常事。为了逃离荒唐，姜伟选择了考研。
第一年没考上在意料之中，外语已经撂了7年，而且也不知道电影学院考什么东西，姜伟进考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考题抄下来，这样回去之后就知道怎么复习了。第二年，31岁的姜伟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专业课对内向的姜伟来说是挺大的挑战。同学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孩子，小品演得好与不好，都没有太大的压力，而31岁的他像骆驼掉进了羊群，怎么都觉得 不自在。毕业之后，姜伟留校，在教务处工作，负责发放全校的电影票，工资五百元。为了生活，找机会拍片子，姜伟曾经是他的同学中拍广告拍得最多的一个。
早年把拍片和生计挂钩的经历，让姜伟成为一个务实的人。谈起如何确定电视剧的集数、剪片子的时候如何“打点”（确定每集的开头和结尾），以便让每一集起承转合，寡言的姜伟就会变得相对津津乐道。他的心思甚至细到把“打点”作为一种荣誉，尽可能平均地分配给剧中的每个角色。
论道，姜伟不擅长，甚至有些羞涩。“圈里有的人喜欢说特别漂亮的话，也符合规律，也是共同感受，但是那种话不像流着汗水说出来的。”姜伟说。
姜伟喜欢玩猜谜的游戏。当年他买《南方周末》主要冲着副刊版的字谜接龙“小强填字”。现在，喜欢猜迷的姜伟成了制谜的人。

说教一定要潜伏
南方周末：您很像一个技术论者。现在媒体把《潜伏》概括为“信仰”，您认同这种提炼吗？
姜伟：认同。因为我的故事里包含了信仰。戏快结束的时候，他们谈到孩子，翠平说，我还想做一个老母鸡，抱窝、下蛋呢，我们的故事需要有人听，我们要讲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讲给他们的孩子……其实这都是我想说的话。
南方周末：这跟我们惯常以为的那种很形而上的信仰还是挺有距离的。
姜伟：不能再那样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说教是最让他们反感的。在家里听父母说教，在学校听老师说教，打开电视还得听你说教？人们对说教的反感足以激翻你精心设计的戏剧性的内容。所以说，说教一定要潜伏。
南方周末：我能不能说 《潜伏》的说教是包装、易容之后的说教？
姜伟：但是我没有对象。我不是想向谁宣讲一个道理。我只是自己有心里话想往外说：现在的人太不了解过去了。网络是个好东西，但太多人放弃了阅读，去相信搜索。
南方周末：有一种说法，《潜伏》里的信仰是饺子皮，里头包的馅还是娱乐大众的内容。
姜伟：其实正好反了。娱乐是张皮，馅是信仰、意志、情感……我想讨论的是一些恒在命题。但是这些我不想谈。这些不是可以拿到桌面上来 谈的事情。而且观众看不到这些，对我来说也毫无问题，至少我还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好玩的故事。我这个筐里有这个东西，不一定你就要伸手拿。你可以拿你自己想 拿的东西。
说实在的，我没有想到，我筐里的东西会被人拎出来。最早不是被媒体，而是被网民拎出来的。但我相信，网民太多了，能拎出些许意义来的，肯定是少数。
南方周末：是吗？我倒是认为，任何大众文化消费品都要提供意义，不提供意义的文化消费品在货架子上呆不长。
姜伟：我称现在是大娱乐时代。在大娱乐时代，无意义或者无传统意义，也一样成为消费品。
南方周末：所以您就让跟间谍的职业素养四六不靠的翠平去做间谍助手？
姜伟：翠平不是间谍，她连助手都算不上。后来可能她做了几件事，送个情报，打个枪什么的。她是一个掩护，她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家里呆着，过生活。
南方周末：呆着也可以让一个更谨慎的人呆着，可她是四处捅娄子。
姜伟：如果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人，我们写戏的行话叫“顺拐”。你想写手足情，上来就哥哥宽厚，弟弟仁义，大错特错。应该开始时候大打出 手，势不两立，最后情深意长。和睦夫妻，相辅相携，跟这个戏对角色的要求顺了，这种戏有的是。龙一的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也就在这。革命夫妻一般志同道合， 但龙一的小说里，革命夫妻志同道不合。更绝的是志不同道不合，现在不经常有地下工作者跟美女特务谈情说爱的吗？
南方周末：为什么向孙红雷强调余则成要胆小，让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类型化的企图，只不过是对常见类型取反，未必就更接近真实。因为事实上，很拉风的间谍也大有人在，比如周旋于国民党高层、频繁在高级宴会上捕捉情报的阎宝航。
姜伟：这基于传统对间谍的认识，认为间谍都是英俊潇洒、无往不胜，无所不能。
南方周末：像007那样？
姜伟：007我不认为它是间谍片，那是偶像片。这种间谍已经套路化了，那我还就不让它这样。我看过一本写苏联间谍的小说。这个人其实 是德国人，曾经在德国外交部工作，被苏联争取过去了。二战时候，他常年从柏林到瑞士交换情报——瑞士当年是国际间谍的一个乐园。这个人其貌不扬，谨小慎 微，但他的作为比007帅多了，他的魅力是智慧带来的，不是他穿什么，怎么抽烟。如果间谍都是猥琐的，我肯定搞个帅的。但是现在间谍已经被英雄化、偶像化 了，那我就搞个笨点的。
人的姿态怎么低下来？你只要把手放膝盖上，你的四肢收回，你就张扬不起来，你的语气、眼神就温顺下来。我在导演本里头，用了很多提示，余则成“很小 人”、“很无耻”，我在拼命地告诉演员，余则成不要英雄，不要高大，就是一个普通人。开始，他甚至是胆小的，后来越来越从容，越来越胆大心细，有一个过 程，这才叫戏。
大团圆对不起这些人的在天之灵
南方周末：很多观众对《潜伏》的结尾耿耿于怀。我看到结尾的时候想到了 《拯救大兵瑞恩》。我想如果是一个FBI的谍报人员，八成他的上级是会安排他跟妻儿团聚的。但是在《潜伏》里，历史的大义、个人的幸福被碾得粉碎。
姜伟：这个问题得一点点来捋。你说很多观众，其实对结尾不满意的观众恰恰很少。我是这样判断的，对结尾满意的观众不会说什么，每个不满意的人背后恐怕有10个满意的观众。我周围很多人认为这个结尾非常好。
如果这个戏我们要讲的是人道主义，我起手就是一对夫妻，被海峡两分，如何使他们团圆。但是这跟谍战片是两个方向。
其实《拯救大兵瑞恩》是一个很中国的故事，他讲的是不能断后。
南方周末：很中国吗？我们提倡的价值观难道不是在大义面前，牺牲个人生命和后代生命是识大局、懂奉献的表现，是值得表扬和提倡的英雄行为吗？
姜伟：国家保护了多少人你是不知道的。现在人们动不动就国家如何，什么叫国家？国家做了什么？什么叫人民？现在的人，这些概念拿过来就用，不考虑是否准确。
南方周末：您说什么叫国家？
姜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国人生娃娃的愿望什么时候中断过？大兵瑞恩的故事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一个老太婆有4个儿子，3个都牺牲了。聂荣臻知道了这件事情，让部下把老四从东北抗日联军里找出来，还给老太婆。这是多中国的故事！
南方周末：这是真事？
姜伟：不是。至少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我是打比方。这次我碰到钱壮飞的儿子，他谈了一件事，感动得我一塌糊涂。钱壮飞1935年牺 牲，过了很长时间，他的太太都不知道他已经牺牲了。后来，周恩来见到了钱妻，告诉她钱牺牲的消息，周恩来跪了下来，说：不幸中的万幸，你们还有后代。钱壮 飞的妻子听了之后大悲。
这件事启发了我，面对历史我们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尤其涉及到情报战的史实，很多东西都被按下去了。在基本的事实尚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不忙下价值观和 事实形态方面的判断。李克农的孙子还跟我讲过，其实潜伏到海峡那边的人，家里安置得都非常好，李克农生前多次去探望这些人的家属，尽管连家属也不知道这些 人去了哪里，有怎样的使命。
南方周末：您认为现在的结尾，没有悖于常理的地方？
姜伟：悲剧有意义，它就有意义。如果这个世界上，悲剧成为垃圾的话，它就没有意义。
南方周末：我觉得无可挽回的分离才叫悲剧，如果是人力可以改变的，那只能说是遗憾。
姜伟：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谈论古人。我们谈解放、谈个人价值谈了三十年，都认为生命、人性是至高无上的。战争打 响，两军对垒，为了我的生命，我可以掉头走，当逃兵。但现实中的逻辑是怎样的？你当逃兵，上级会一枪毙了你。你一个人逃走，可以带走十个人，十个带走一百 一千个，这仗还有法打吗？人道主义不能脱离独特的时代。在今天大和平、大安逸的时代里，无障碍地探讨人性，这种探讨是没什么意义的。
南方周末：您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结尾主要是出于戏剧冲突的考虑，因为您需要一个悲剧的结尾，它没有背负太多的历史含义。
姜伟：我当然也有个人的价值判断。大团圆的意义何在呢？从技术的角度，那是电视剧烂俗的套路，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做谍报工作的，很多 人后来的境遇都不是很好，大团圆对不起这些人的在天之灵。当然，也有人说，电视剧本来就是娱乐，干嘛那么煞有介事？那我们这些拍电视剧的人都去说相声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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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开始读Callon，立即被其理论框架深深吸引，一种久违的纯粹的阅读快感油然而生。我已许久不曾进行这种完整而深入的阅读，数月来也许是头一次吧。

除却欣快，亦有“影响的焦虑”。自己数月来萦绕心头的问题，挣扎思索方才理出一些头绪，被Callon轻而易举的点破，除了叹息，也只有叹服了。

这种法国后结构主义气息浓郁的经济社会学充分说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重镇已无可挽回的转向欧洲了。

 

Depart from if not antithetical to the competition-lead-to-efficiency argument at the core of economics of market, Fligstein came to argue that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 institutions were social endeavors to control devastating competition and to construct sta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government, firms and workers) within the market field. Thus the lynchpin of market institutions shifted from efficiency to effectiveness. This said, two following arguments had also gained considerable weights:

1, market as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ject is inherently a political projec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ous and contestable negot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2, market as social solutions for stability varied historically and across societies.

As a synthesizer of major scholarships of economic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sm, resource dependence, White, etc), Fligstein surpassed previous works by sharpening research questions particular for sociology of market and offering alternative analytic tools, i.e., the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1) The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rested on theory of fields. From this perspective, actors of specific markets always attempted to produce a localized and stable world where they engaged in ‘structured exchange’. Actors in the market field had not only discovered and constantly reproduced a meaning system, or to rephrase it, the conception of control, but also maintained a hierarchy of power. It was usually the cases that dominate actors produced cultural stories of certain conception of control and held grip of political power that allows them to reproduce advantage. However, market fields could only attain period-to-period stability, with intervals of crises and restructuration. This theoretical model is further elaborated in two aspects:

2) In the macro level, major principles of a market institution (property rights, governance structure, rules of exchange and conception of control) worked out as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leverage between state, capitalists and workers (Table 3.2, P47).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se principles gave rise to plethora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is variety reflects two underlying forces: one historical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other systemic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is vein, market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building are reciprocal movements. Modern governments not only play a role in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in mediating class struggle and keeping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Government policies had channeled market behaviors, open or shut down institutional possibilities and shape cultural solutions of coalition and domination, although both intendedly and unintendedly.

3) In the micro level, market 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s also the upshot of actors’ perceptions and tactics. Fligstein elaborated how status hierarchies were formed within the market, how incumbents and challengers of the market behaved respectively and how political struggles within the firms unfolded. These endeavors were on one hand in search of stabilit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of discovering conception of control.  

Besides the great 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formidable empirical range and depth, Fligstein also indicated in his work normative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Since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stable soci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rules that allow corporations to exist and prosper, they have the right to make claims on corporations. The narrowly defined and overblown rhetoric of shareholder rights, even the revised version of stake holder rights were incomplete if not wrong here. The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illustrates how dependent firms are on society at large and welfare state policy is theoretically legitimate and practically effective.

继续贴一些美国艺术家的作品。

1.John Singer Sargent: Nonchaloir (Repose)

Sargent 擅长肖像，有一种别样的气氛。看他对背景和衣服皱褶的处理，应该是师承巴黎。

 

2. William Chase：Back of A Nude

Chase亦是美国印象派的代表人物。